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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责任保险、社会保障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作者:陈明  发布时间:2020-01-02 10:51:12 打印 字号: | |

侵权责任、责任保险、社会保障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视角

  

  摘要:传统侵权责任坚持责任自负原则,现代侵权法在归责原则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分担侵权风险为受害人提供社会救济成为侵权救济的优先选择。我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应当适应侵权责任的发展,建立责任保险为主、社会保障为辅、责任人赔偿为补充的救济机制。

  

  关键词:侵权责任  社会保障  交通事故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基本沿袭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基本构建了我国现行的交通事故赔偿体系。法律只是写在纸上的条文,交通事故的赔偿状况或者说法律实施的状况应当通过实践进行考察。

  

  一、立法:构筑多元救济体系

  

  (一)二元归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体系

  

  理论与法律制定是个互动的过程,我国机动车侵权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过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归责经历了五个时期:《民法通则》实施以前,通常按照过错责任处理;《民法通则》实施后到《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实施前按《民法通则》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至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适用过错推定责任;2004年到2008年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前,适用以无过错责任为主的多重归责原则;2007年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后至今主要在机动车交通事故适用过错推定为主,其他方面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我国对交通事故损害进行了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区分。对于机动车之间实行无过错责任,这在理论和实务界无争议。对于机动车一方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问题,存在着无过错责任说、10%的无过错责任加过错责任说、过错推定责任加10%的公平责任说、过错推定责任加10%的无过错责任说等几种观点 ,有学者甚至认为在10%范围内属于严格责任 。但“采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不同理论路径对案件审理的证明责任和实体结果也无大的影响”,“《解释》并未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的归责原则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故应当根据76条的规定,分别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确定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及责任范围。对于76条规定的归责体系,可以归纳如下:


  

  因此,我国现行交通事故建立了过错责任和推定过错责任为主,其他归责为辅的归责体系。

  

  (二)以责任保险为主的多元救济体系

  

  道路交通事故受害的赔偿主要涉及赔偿范围和赔偿责任主体;除侵权赔偿外我国还规定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对特殊情形下的受害人的丧葬费、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由基金垫付,并由基金管理机构向责任人追偿。按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事故的赔偿顺序为交强险赔偿、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人赔偿;在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以及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等情形下,可能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费用。因此,从法律条文分析,我国建立了由侵权责任、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相结合的交通事故受害人救济体系。这种多元化的救济体系,符合侵权责任社会分担的现代侵权法的发展趋势。

  

  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济体系,如下图所示:


  

  除了上述实体救济外,我国法律还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以及诉讼等程序性救济事项。

  

  二、实务:多种救济制度运行的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从立法层面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构建了实体、程序的多元救济体系,从制度层面为受害人提供保障,极大地适用了侵权责任法由抑制、制裁向补救转化的发展方向。如果责任保险、社会保障以及侵权责任能协调一致,将会为受害提供最完善的保障。但实务中,交通事故受害人仅能受到有限的救济。据统计,2016年至2018年C市L区人民法院共受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1317件,判决(或调解)额为 167 705 242.8元;而2016年至2018年该院共受理交通事故执行案件246件,申请金额22 674 801元,执行到位金额6 377 905元,其中119件执行到位金额为0 。同时由于救济制度之间或者救济制度内部的冲突,造成无法救济、迟延救济或者部分救济等问题。

  

  冲突之一:赔偿标准的冲突

  

  一直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分治”的模式,显示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即实行了城乡差别对待的立法模式。最典型莫于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城镇、农村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虽然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措施,但这种二元赔偿模式仍然为法律所认可。实务中,虽然对这种差别的尺度有所放松,对于农村居要按城镇标准计算其赔偿标准通常需要证实其居住于城镇,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两个要素。对于一些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未签订劳动合同或租住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的人员,无疑加大了其举证的难度。

  

  对于同一起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侵权责任法确定了按相同的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对于同一起事故尤其是交通事故造成残疾的仍然只能依照二十五条的规定确定残疾赔偿金。

  

  在赔偿标准的冲突中,还存在残疾评定标准的冲突,我国针对人身损害存在交通事故的评定标准与工作赔偿标准的区分(这其中还不包括刑事所涉及的伤残等级的标准问题),至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区分,尚无统一的理论或实务支持。

  

  冲突之二:侵权责任、责任保险的冲突

  

  侵权责任存在的基础是侵权关系的存在,而责任保险主要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虽然合同可能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订立。从世界范围内看,交强险的功能及其与侵权责任的关系模式可以区分为责任保险模式和基本保障模式。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的观点,我国的交强险采纳的是与侵权责任脱钩的模式 。但该观点无论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均存在问题,在法律所规定的无责的10%之内可以认为交强险与侵权责任脱钩。对于机动车方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的规定,仍然坚持由交强险在限额内赔偿,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脱钩的观点,但其却无法解释为何在有责和无责时却坚持不同的赔偿标准。

  

  如果说交强险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则完全是机动车方与保险公司的契约行为。司法解释立足于对受害者的保护的角度,确定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作为案件的被告参加诉讼,从而要求法院在审判时必须将侵权、合同关系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这与诉讼程序理论相冲突。根据一些高级法院的解释,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法院还需要对保险合同涉及的相关条款的效力等进行审查 。同时,在程序上,将侵权责任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对抗直接转化为受害人与保险公司的对抗,保险公司成为的责任人是否构成 侵权、侵权赔偿标准的抗辩主体,保险公司在合同之外的抗辩责任。

  

  法律对相关问题进行原则性规定,司法解释突破法律的规定,而地方性的意见又进一步突破司法解释的规定,已成立学者诟病中国立法的重点。表现在交通事故领域,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侵权赔偿发生交通事故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未作责任的区分),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按责任对交强险的赔偿范围进行了区分,一些高级法院又参照交强险条款关于交通事故基金垫付的规定,提出医保的规定扣除自费药的规定,并明确了自费药的比例。从某种角度说,将商业三者险的约定直接适用于了法律规定的交强险(交强险中并未要求扣除自费药)。同时,交通事故致人伤残的案件中,责任主体需要承担自费药,而在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可能不支付自费药,更易引发道德风险。

  

  根据交强险条例机动车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在下一年度应当降低保险费率。对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无责时,是否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费。也无明确规定。

  

  冲突之三:责任保险、社会保险的冲突

  

  责任保险制度首先从工伤领域兴起,逐步渗透到交通事故、产品责任和异常事故领域。而福利国家的目标,又促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工伤、疾病、失业、生育、年老,几乎都能在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获得相应的补偿 。我国亦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为主体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侵权责任赔偿是为填补受害者受到的损失,而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是为公民提供的基本的生存保障,两者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重复,因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亦不在少数 ,受害人在获得侵权人或责任保险赔偿后是否可以另行提出工伤、医疗保险的补偿?或者受害人已获得的工伤、医疗保险的赔偿是否可以在侵权中再行主张?

  

  冲突之四:救助基金、司法救助的冲突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设立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救助基金的设立情况并不理想。见诸报端的救助基金并不多见,同时在法院系统在存在司法救助的相关规定,二者同时适用,或者择一适用尚无明确规定。易造成受害人无法救助或多头救助的情况。

  

  三、进路:构建以责任保险为主、社会保障协调、侵权人赔偿为补充的救济模式。

  

  为了确保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有效救济,我国应强化社会救济手段的有效供给,建立以责任保险为主、社会保险(含救助基金)协调、侵权赔偿为补充的救济体系。其救济模式如下图所示:


  

  (1)整合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基础性作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多数车主在投保交强险的同时亦购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为了进一步发挥责任保险对受害人的保障功能,应当对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进行有效整合,建立统一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提升医疗费赔付的上限,规定赔偿的下限而不是规定赔偿的上限。这样规定的好处在于,一是可以确保交通事故处理政策的连续性,亦可弥补交强险多年亏损的状况;二是可以保证侵权责任、责任保险在理论上的自洽,不致于对交通事故存在归责原则产生争议,对责任保险存在的基础产生分歧;三是因为保费最终由责任主体承担,亦符合侵权责任自负的推论。

  

  (2)激活社会保险的基本保障作用。生存等权益是公民个体的基本权利,以社会保险机制为主的社会保障机制旨在保护个人生权权免受意外事故、灾祸、失业、疾病等原因所产生的损害。机动车事故系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产物,随着机动车技术的迅速发展,自动驾驶、网络控制等技术的应用,机动车的风险不是减少而是进一步加大,加之人类认识世界的局限,对于机动车可能产生的不可预知的损害难以估计和控制,因此,需要以社会保障机制保证人类免受人类技术的侵害,在责任保险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受害人通过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实施救济,实践中亦出现了工伤和交通事故并行请求赔偿的判例。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分担社会风险的作用,也可以避免致害人或责任主体因为赔偿而再次陷于贫困的窘境。

  

  (3)发挥侵权责任人的补充性作用。责任自负是侵权责任法坚持的基本原则,通过责任保险、社会保障不能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情况下,则由侵权人承担补充性的赔偿责任。这样既可以减少赔偿义务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进一步发挥侵权责任的的预防抑制作用,促使机动车方强化责任保险意识,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最大的保障。


 
来源:龙泉驿法院
责任编辑: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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